kaiyun·开云体育:阿斯顿维拉强势崛起,连胜四场稳坐前四

admin 2个月前 (10-15) 意甲 8 0

  

01

  有过这次经验,我更能理解家属的不安与不理性,也才理解,有时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,会影响病人多深。

平淡无奇的夜晚,我正埋首电脑前。“嘟比最近身上出现不少奇怪的斑点,你要不要看一看?”嘟比是儿子的小名。帮儿子洗澡时,妻子告诉我她发现的异常之处。当时我正如火如荼地工作着,听到妻子的呼喊,心不甘情不愿地挪动屁股:“说不定只是皮肤红疹而已,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!”

检查的结果,发现儿子身上的斑点的确不是一般的皮肤红疹,而是皮下的点状出血。但我自己毕竟不是皮肤科或儿科医生,虽然觉得不太单纯,却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“再观察几天吧!除了皮肤斑点,似乎没有其他异常。或许是他太调皮,在我们不注意时撞到哪了。”

  隔了一天,孩子身上的斑点不仅没有改善,反而变本加厉,手臂上甚至出现一块硬币大小的瘀青。而过去的一天中,我们都非常确定孩子没有遭受剧烈的撞击。这症状像极了某些凝血功能异常的病人临床上会有的表现。我慌了手脚,马上联系自己熟识的儿科医生,准备带孩子出门就医。

“嘟比!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”妻子紧紧抱着嘟比,已经湿了眼眶。“妈妈,你为什么哭了?”天真的他感受不出事态严重。“我们要出去玩!”为了不让孩子害怕,我编出这个谎话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,妻子早已乱了方寸。虽然心情同样忐忑不安,但身为一家之主,我必须保持镇定。

  不同于以往每次开开心心地出门,车上总充斥着笑语与歌声,这一天我与妻子都陷入沉默。

  

02

儿科的同事一见到嘟比,也判断是凝血功能异常,于是安排抽血检验。

三岁的孩子怕打针,嘟比尖叫大哭,我强忍住自己的情绪,但妻子早已泪水溃堤。以前我总不能忍受在医院里大哭大闹的孩子,甚至连带嫌弃他们的家长,此刻我总算真的理解了,当孩子受苦挨针时,那种痛仿佛是扎在父母身上。

  抽血后,妻子带他去附近的商店买零食,我一个人坐在候诊区的长椅上等待结果。虽然自己也是医疗人员,但在高度分工的情况下,自己对这些血液类疾病的认识,可能与普通大众无异。

宣布检验报告的时刻终于来临,妻子没有勇气面对,我一个人走进诊室。“检验数值严重异常,必须立刻住院!”看到报告的数值,我愣在电脑屏幕前。负责凝血功能的血小板,在正常人身上至少有15万,儿子却连1万都不到。这意味着凝血功能严重失调,更糟的是,只要受到些许碰撞就可能会流血不止。诊室的护理人员帮我准备各项住院所需的文件,并说明相关手续,但当时我脑中一片空白。

  带着沮丧的心情走出诊室与妻子会合,妻子看出我脸色不对,大概也心里有数。

这时候嘟比拿着便利店的集点贴纸,要兑换他喜欢的小玩具。我二话不说牵着他走进商店:“我们来看看可以帮你换什么礼物,换不到的话,爸爸买给你!”我勉强挤出笑容,现在的我不忍心看到他失望的表情。或许这是做父母的一种补偿心理,但在剧变的当下,我们不会也不想做任何一件可能令自己遗憾的事。

小儿血液科主任对孩子的诊断是“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”,意即原因不明的血小板数量下降。临床表现就如嘟比一般,皮下会出现点状出血,大部分是病毒感染所致,而血小板不足造成的凝血功能失调,严重者将流血不止,甚至造成脑内出血。主任也特别提醒我,若是经药物治疗后没有明显改善,则需做骨髓穿刺来进一步确认病因。

  为了监测治疗的效果,接下来几天嘟比都得持续接受抽血检验。虽然心疼与不舍,但理性告诉我们必须配合这残忍的过程。这三年来,孩子始终健健康康,我们甚至常嫌他精力过盛而调皮捣蛋。从没想过有一天,自己得为孩子的生命担忧。

万幸的是,疾病的症状与血小板数量,都在治疗后逐渐改善,嘟比也在治疗一周后出院,折腾数月,我心中的大石总算放下。

在学医与行医的路上,总是强调诊断的精准与治疗的效果。在追求“快、狠、准”的判断下,似乎少了一份对病人的同理心与关怀。于是,当看到家属对医护人员认为“理所当然”的事感到担心,难免会觉得多虑,仔细想想,这岂不也是一种专业的傲慢?

“视病犹亲”的同理心,看似仅有四个字,却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养成。

  

03

  过去我常嫌家属做决定慢吞吞,现在才知道签名这个动作竟如此困难。

  “每次来探病都有一大批家属,看起来都很关心老太太。嘴上都说应该尽力抢救,要做决定的时候,却又改口说再考虑一下,病人的生命就被这样给消耗掉了!”住院医生一边联系检查部门,一边抱怨着家属反复的态度。

  这让我想起两周前,刚遇到这位90岁病人时的场景……

  病人膝下儿孙众多,我被家属团团围住。“病人本身年纪就大,再加上腹膜炎的死亡率极高,因此手术的风险不低。但是,肠穿孔合并腹膜炎本来就是外科急症,非得手术治疗不可,纵然手术风险高,却是无法避免的选择。”

  “我们都明白手术的必要性,但就如您所说,手术的风险极高,能否给我们家人一点时间商量……”

  按照过去的经验,家属考虑的时间通常不会太久。没想到,这一商量竟然过了一整天。“手术同意书”在众子女间传阅,最后回到医护人员手上,得到的答案是“风险太高,家属中没有人敢做决定”。

  眼看老太太病情更加恶化,甚至出现败血性休克。

  “原则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同意手术,只剩小弟人在国外。我们得等他回来一起签。”面对这样荒谬的要求,我虽然无奈却也只能配合。

  后来,手术终于在所有家属皆同意的状况下进行,特别的是,“手术同意书”上签满了密密麻麻十几个人的姓名。

  到了重症监护病房会客时间,住院医生向家属表示需再做一次检查,仍要签署“同意书”。果然,当天来探视的子女当场表示无法决定,计划中的治疗又因为家属的考虑而必须迟滞。

  最后,原本预定的检查与治疗,竟在没人能做决定的状况下不了了之。

  老太太各方面的数据都越来越差,清晨最新的抽血检验更显示肝肾功能皆在衰竭中。

  “值班医生已经在电话中告知家属,基本上他们都能接受最坏的结果,不过,他们还没有签‘临终不施行急救同意书’。”

  当病情出现无法挽回的变化时,医疗人员会开始与家属谈临终照护的计划。一方面是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,另一方面也向家属分析临终急救的利与弊。

  “帮我联系所有的家属,请他们今天务必到医院!病人可能在这一两天内过世,我必须确定他们都清楚这件事。”我今天打算好好与家属谈谈。

  这是继手术前的病情说明后,第二次看到全员到齐这么大阵仗。我将整个住院经过、治疗内容与目前困境很详细地说明了一遍。关于临终急救的说明,这些年大众已逐渐理解“无效医疗”对真正的临终病人没有实质帮助。

很意外地,这一次家属几乎全部没有异议。“谢谢医生的照顾,我们不希望母亲再受苦了。”病人的女儿这么告诉我。照例我得请他们签署一份“同意书”,代表放弃急救是家属的决定。

  “你是长子,当然该由你签!”众人皆看着其中最年长的意见领袖。

  “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妈妈,我想妈妈会原谅你的决定。”长子将“同意书”传给另一个儿子。

  最后空白的“同意书”又交回我手上。

这一次大家都有了决定与共识,却没有人愿意负责。对他们来说,签名的那个人,就代表他是做出决定的那个人,就得承担“终结亲人生命”的道德压力。

  几个小时后,当心电图只剩一条线时,医护人员立即展开急救的标准动作,包括连续的心脏按压以及必要的电击。

  我看着老太太饱受摧残的躯体,再看看急救围帘外啜泣的家属,回想自病人就医开始的这一切:因为不愿承担责任,让病人错失积极治疗的时机;因为不愿承担责任,又让老太太陷入无效急救的折磨。此时我无法同情他们,只觉得这是一场糊涂至极的闹剧。

  

04

  我终于可以体会,往往医生顺口一提的可能性,听在病人或家属耳里,影响有多大。

  “我明天临时有个病人要开刀,手术可能会进行到晚上,所以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去了。”

  “可是我准备了好多菜,而且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失望的声音。

  自从工作后,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便越来越少,加上如今自己也已成家立业,返乡探亲更只是逢年过节的例行公事。

  “事情推都推不掉,我也没有办法,下次再约吧!”说完话我匆匆挂上电话,并未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抱歉或有负罪感。在我的认知里,探亲可以改期,工作却不能耽搁。

数周后,又接到母亲的电话,当时我正在进行手术,无暇多讲。“麻烦你跟她说我正在忙,手术结束再回她电话。”我交代护士。母亲通常找我都只是闲话家常而已,因此我没当一回事,直到两天后,电话再度响起,我才猛然想到前天的电话还没有回。

  “有什么事吗?找我找得这么急?我正在看门诊,现在病人很多!”由于看诊遭到中断,当时一心只急着继续手边的工作,因此语气显得不耐烦。

  “我这两个星期,断断续续都有血尿的情况……”电话中她表示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与异状。

  “一般来说,绝大多数的血尿,都是尿路结石造成的,只要多喝水就好了!”依照过去的经验,我觉得她只是小题大做,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  母亲接受我的建议,持续观察了几天,但症状并未改善,于是便自行前往附近的医院做检查。“医生说,最有可能造成阻塞的原因是尿路结石,不过不能排除肿瘤的可能……他建议我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觉得,有没有可能是不好的东西?我的意思是,会不会是医生瞒着我……”言谈中可以明显听出母亲的焦虑。

  “妈,不用担心啦!我在急诊室工作,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因为结石造成血尿的病人。你别老是自己吓自己……”由于我的语气强势而自信,她也只好半信半疑地挂上电话。

  但其实,电话这头的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泌尿科医生这样解释病情的用语,听在耳中似曾相识,就如同我经常要面对的胆道阻塞病人,即便影像检查十拿九稳,我还是会附带一句“但是”:虽然概率不高,但仍不排除肿瘤的可能,必须做进一步手术与检查。

为了那百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可能,医生基于医疗专业,都不会把话讲死。静下心来,我试着将泌尿科医生告诉母亲的一字一句细细斟酌。他是否在暗示些什么?

越想越不放心,我当天就打了几个电话给熟识的泌尿科与放射科医生,大家的说法都很一致:十之八九是结石,肿瘤其实并不常见。我甚至将母亲所复印寄来的影像检查,请自己合作多年的医生重新判读一次。“看起来确实是尿路阻塞,而且是典型因结石造成的阻塞。”话虽如此,但我却无法只往好的方向想。原来,同样一句安慰的言辞,由口中说出与听在耳里,心情感受却有天壤之别。

  “确定不会是肿瘤吗?”明知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,但还是用近乎逼问的方式来“请教”朋友。

  “这个嘛……”朋友对我的要求面有难色,“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肿瘤的可能。”他回答了一个在我意料中却非我想听的答案,“不过别担心,这种概率很低!”后面这句话我已听不进去,只要有一丝可能,我的心就悬在那儿。

  预定检查的前一天,我硬是将平时总推不掉的工作排开,提前赶回老家,母亲对于我能够回家也感到无比欣慰,她开心地准备丰盛佳肴,笑语不断,仿佛忘却了一切病痛。只是在这欢愉气氛的假面下,我心中仍有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  第二天一早,我们便赶往医院。由于我多半都待在诊室与手术室里,看病的人潮向来与我无关。因此从等待麻醉咨询,到住院中心办理住院,每一个环节都要排队,每一个手续都要等待,这期间的烦琐让人心情更加不好。

目送母亲被推进手术室之后,我与一般的病人家属无异,只能坐在等候区盯着计算机屏幕上的“病人动向”,手术时间约需一个小时,这段时间究竟算长还是算短,手术室里与手术室外感受截然不同。对正在执行手术的医生来说,手术室里的一个小时,在忙碌的开刀过程中很快就会过去;可是对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家属来说,这一个小时,焦虑不安,度日如年。

  突然,广播响起,负责手术的医生要找家属解释病情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从等候区跑到手术室的护士站,这一小段路,我不确定自己的心跳究竟有多快。

  “有一颗结石卡住输尿管,我已经处理好了!”当泌尿科医生告诉我这样的好消息时,对我来说有如天籁一般悦耳,心中的大石也总算放下。

  未完

阿斯顿维拉强势崛起,连胜四场稳坐前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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